崇祯二年（1629年）十月，在带路党（东蒙古察哈尔属部）的引导下，绕道蒙古，兵分三路，从龙井关、洪山口、大安口，突破长城；
十一月逼京；
十二月反间；
正月北返。
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己巳之变。
也是明末国运的转折点——
崇祯中反间计，袁崇焕被凌迟，明京畿防御体系从此瓦解，\"明亡征决矣\"。
\"己巳\" = 1629年的干支年
\"变\" = 史书对边疆突发大祸的定型词
但翻史料
看当时的兵力投入比
会发现极其黑色幽默~
先看勤王的明军：
距离最近的宣大二镇，账面数据基本一模一样。
满额兵员8万上下。
刨去老弱病残，驻防兵，能野战的机动大致2.2万上下。（原始数据出自毕自严《度支奏议》卷三《召对面谕清查九边军饷疏》）
仗打起来，套路也一模一样：
宣府总兵、大同总兵各率5000精锐玩命狂奔去勤王。
“臣统精兵五千，驼臣新造之大炮二百余位、铅子火药数百驮，一腔忠奋，誓期灭贼。倾囊犒兵，即刻就道。”
等等，不是说机动兵力2.2万吗？剩下那1.7呢？
答：剩下的1.7万，都是次等部队，没法儿成建制动弹，只能拆成小份包裹往北京发送。
比如大同，第一批5000人走后，又陆陆续续发送了六批，合计1.1万人。
《度支奏议》卷十四《覆云镇援兵安家行粮并募造银两疏》载：准兵部咨，先后七次共发过抚属官军一万六千七十一员名，除两掖营未领安家并溃回复去兵不论外，实在赴援官军一万四千六百四十四员名。
搞笑的是，有批因为缺饷，1427人在半道上直接跑路回家了，后来成了流寇主力。
山西镇也有——
按明制，军队到驻地，第二天才由地方财政管饭。
山西巡抚耿如杞亲自带队一批勤王。
由于兵部瞎指挥，把山西兵调来调去，三天换了三个防地。
大头兵们三天没吃上一口热乎的，直接哗变。
崇祯追究责任，把耿如杞给抓了。
耿如杞很冤枉，说，山西兵分3批走的，哗变的是第一批，凭啥抓我？
刑部审下来，也觉得耿如杞顶多充军。
但崇祯不管三，直接给砍了。
蓟镇方面，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带4000骑兵去救遵化，也是同样的配方。
综上：
大明边军的行事逻辑是高度统一的，5000左右野战精锐先上，后面拖着一万多人的大尾巴。
跟撒胡椒面儿似的，走到哪儿散到哪儿，随打随补。
再看皇太极那边。
皇太极出动的总兵力，《满文老档》和《清太宗实录》记的是八旗+蒙古附庸，合计约五六万。
（八旗3万多，蒙古1万多，外加部分投降的喀尔喀游兵）
同样，这个数字也仅仅是账面数字。
因为八旗以牛录（理论上300多人）为基本投送单元。
作战方式是各牛录在自己驻牧地集结，然后分批向指定集结点靠拢。
而皇太极作为大汗，此时能调动的只有镶黄、正黄两旗 。
其他六旗分属代善、阿敏、莽古尔泰等人。
再加上
绕道蒙古第一回，没有先例可循。
军队给养靠一路上抢来的，不够，靠自己打猎。
皇太极自己，也得亲自打猎。
《满洲实录》载：
汗曰：“军中粮尽，可以打猎。”遂令行围，杀黄羊万馀，其肉按旗甲兵数分给。汗射两次，一失贯二黄羊。汗共射死黄羊五十八只。
整个己巳之变，后金和大明的行军规制差不太多。
皇太极自己两旗先破大安口，代善等各旗陆续跟进。
明军单将和后金旗主的带兵上限，都在5000人左右，不然后勤是撑不住的。
关于这一点
还有一个佐证：
己巳之变后，金军在德胜门一带打了胜仗，号称一战歼敌4万，满桂部全军覆没。
但八旗兵在打扫完战场之后也没敢久停。
最重要的原因，大概就是他们抢的粮，撑不住几万人围北京，得赶紧退到北京外围继续抢。
所以
我们在翻中国古代史的时候，就会发现一个奇特现象：
古代中央王朝，不管哪一代，都喜欢打“坐寇”，不喜欢打“流寇”；喜欢打内战，不喜欢打外战。
对固定的敌人，胜率贼高（比如农民起义）；
但对方机动性极强，很大程度上会死得很惨。
能打赢机动性极强的，那就能称得上一时名将了。
原因无他：军队的动员能力，天然受到后勤压制。
地方州县是供不起几万大兵过境的。
兵越多，越容易引起恐慌，群众会自把城门关上，不让你进。
军队进不了城，士兵们在野外扎营，就会心生不满，出现哗变、逃跑、抢劫...
或被敌人尾随伏击…
就明清而言，想长期维持大军出征，前线兵力不能超过五万，不然财政就得崩盘。
整个大明，276年间，除了二祖和崇祯时期，一次性动员兵力，超过5万的战役，一只手都数的过来。
而明初动辄几十万大军互砍的场面，连明人自己都在怀疑，太祖爷的后勤，到底是怎么撑下去的？
于慎行《谷山笔麈》载：
“汉武帝、唐高宗征讨四夷，发兵动至数十万，不知粮饷军装若为供需。今方隅有警，遣一大将将数千人往，犹以樵苏为虑。
万历间，倭夷之警，东援朝鲜，至征天下兵不能四万，古今物力，何以相悬若此？”
万历朝援朝八年，战兵基本在四万左右浮动（注意：朝鲜人是不负责后勤的）。
证据：
《李朝实录》载：“叆阳、清河、广宁、辽东等处步兵，一万二千当来。尔国无草料，马军不可调来。”
明军人吃马嚼，一应保障，完全是自掏腰包。
最后打赢了，可后果相当严重：
此战过后，辽东的防御圈出现巨大兵力真空。
李成梁再次就任辽东总兵，但他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
一旦出现努尔哈赤这种猛人，辽东立马坍台。
再看清朝：
雍正七年（1729年），清廷决定再开西北战局，两路出兵：
北路傅尔丹驻科布多；
西路岳钟琪驻巴里坤。
两处战兵合计正好是五万挂点零头。
加上屯垦、运粮队这些人，总动员量大致十万上下。
然后这个规模的战争总共持续了差不多六年。
已知
雍正八年时，国库存银约6200万两。
到雍正十三年，乾隆上台后，掉到了3400万两。
存银直接腰斩。
综上
5万战兵，虽然肯定不是明（清）军的战斗力上限，但肯定是一个王朝的财政+后勤的舒适区上限。
再往上，不是不能堆，是短期内只能堆得起一次，长期维持，是自杀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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